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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权刑辩律师大型系列培训张建伟教授发言稿

来源: 时间:2019-01-30 22:54:36

尚权刑辩律师大型系列培训 张建伟教授发言稿(组图)

在讲座之前,拜托大家,如果我的讲课当中有些观点是正确的,希望大家不要去传播,如果是错误的更不要传播了。

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有效辩护的难题与突破”,我最想要说的是为什么会有无效的辩护呢?为什么有效辩护不能够达成,辩护经常是无效的呢?其实有很多原因,首先讲诉讼总体结构的原因。我们中国的刑事司法重心根本不在审判阶段,我们的整个诉讼重心是被前置到了侦查阶段,为什么会前置到侦查阶段呢?

因为我们的侦查终结和提起公诉的标准和定罪标准一样高,这样的话,公安机关以及其他的侦查机关一定要在侦查阶段当中把案件查个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才能向下一个阶段输送案件。同样检察机关经过一到一个半月的审查起诉,确认有百分之百的定罪把握,才能向审判法院移送,这样使整个诉讼重心被前置了。而且一个案件经过一到一个半月的审查起诉,再送到法院去,案件想不流于形式都不行。

中国案件全面的实质性调查,是在侦查阶段,不在审判阶段。所以,我们的律师到审判阶段想发挥你浑身解数,没有用的,可是侦查阶段如果能介入的话,你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因为那个阶段才是全面实施调查的阶段。可是侦查阶段是一个封闭的状况,我们的律师就像卡夫卡的小说《城堡》中的K一样,想方设法进入城堡,可你进不去,所以诉讼阶段很难达到有效辩护。

中国不采取一本主义,没有切断审判和侦查的连接,所以审判由于形式的问题,大家知道1996年说我们要解决审判流于形式的问题,结果怎么样呢?1997年修正后的刑诉法实施到现在,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解决,而且连形式都不愿意走了。所以,很快法院有一个口号说被告人都认罪了,还有什么好审的?于是将简易程序扩大化。所以,我们的审判当中的庭审流于形式,审判空洞化的问题根本没得到解决。当我们的审判不具有实质性的时候,我们的辩护就不可能是有效的,所以,这种无效辩护是跟空洞化的审判有密切的关系。

到了审判阶段,我们看到我们的审判是表演式审判,又称为秀审判。中国老百姓对我们的审判有这样的说法,叫做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法律。所以,大家在中案以上的大案情境当中,我们扮演者一个面对巨人哥利雅的这种大卫的角色,我们看到的审判是表演式审判,有的审判在开庭之前,我们的法官、检察官居然会走台、对口形,进行好几天、好几次的法庭演练。甚至我们的律师也参与这样的法庭彩排,把一场审判当做春晚一样的彩排,这种审判怎么可能具有实质性呢?所以,我看到的审判不少是表演式审判,就是一场秀。这种审判秀使律师在法庭上,你的辩护意见像春风吹马耳一样,根本不会起作用,就更无从说这是有效的辩护了。

另外,我们的司法还没有真正摆脱包青天式审判品格。我们那种把法律、把我们的刑法当做镇压之具的观念并没有得到根据转变。在法庭上,我们的法官扮演者包青天的角色,但是包青天根本不适合于现代法治的需求。

偶尔我们还会遇到恐龙法官,身躯很庞大,脑子只有一碗,根本没有更新到现代,他的意识还停留在侏罗纪时代。所以,当你遇到恐龙法官的时候,现代律师说我忍得太久,忍不下去了,我就死磕。对于死磕,我的看法是它是中国法治发展的必然阶段,为什么现在有死磕律师,过去没有?当中国法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才会有死磕。

而且我们大家知道,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发展的进步现象,如果这个死磕派律师所的死磕的对象,权力能够有所限制,这样的一种律师的力量,能够使公权力有所收敛的话,死磕派律师的前景就是他们能够死磕出一个法治出来。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事情经常是欲速则不达,所以我觉得死磕派律师在我们现在的中国,当下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整个大的环境之下,应该进入到一个调整期。

我们借这个机会不妨也可以自省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说、这样想,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走得太急了,走得太快了,我们有的时候需要静下来等一等我们的灵魂。所以,我倒觉得这段时间恰恰是需要我们整个律师界,尤其是抗争派律师可以转入到一个调整期。

在当下律师无效辩护的成因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重要的成因,就是我们面临的司法体制,我们面临的司法机关是高度行政化的司法机关,甚至是泛政治化的司法机关,司法是高度官僚制化的。

马克思将官僚特征总结为四大特征,第一个特征形式主义,第二大特征权大真理多的知识等级制,第三大特征是神秘化,第四大特征是利益驱动。所以各位在行使辩护权的时候,你知道你所面对的法官、检察官、警察他们实际上是没有摆脱这四大特征,这四大特征像小膏药似的贴着他们,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难以施展你的辩护才能的原因。

无效辩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整体司法司法人权还处在发展中水平,这么多年来改革开放使司法人权的保障是有所进步、有所提高的。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是我们要认同的。但是现在司法性的保障实际上没有真正达到国际上的标准,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其中有立法的原因,立法当中存在着立法的不彻底主义,所以2012年《刑诉法》我称它是彻底的贯彻了不彻底主义,它在很多制度规定当中,都是往前迈出了一步,这个被称为是方方面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迈出一步又总是迈不到位。

我们一些司法办案人员在2012年《刑诉法》修改之后,实际上他们有一种焦虑感,我们用一个词表达这种焦虑感,就是应对,我们怎么来应对《刑诉法》修改带来的变化呢?可是《刑诉法》实施了之后,他们就释然了,因为过去所想象的会对我们的侦查、对我们的控诉有多大的压力,会产生多大的困难,其实根本就没有存在,根本就没有出现。所以,变得释然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立法过程当中根本就是一种与虎谋皮式的秀发,我们想限缩公权力的权力,可是我们对公权力的要求又忌惮三分。所以,当我们要限制对方权力时,我们是希望对方表示同意,这种与虎谋皮式的秀发自然使我们的立法不能达到真正的彻底。还有,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切香肠式的对公权力的权力逐渐的限缩。所以,这样一种切香肠式的权力限缩也不可能使我们的立法一步到位。所以,见贤思齐是中国的古训,但是它并没有成为现在诉讼当中所期待的那种状况。

无效辩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整体司法司法人权还处在发展中水平,这么多年来改革开放使司法人权的保障是有所进步、有所提高的。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是我们要认同的。但是现在司法性的保障实际上没有真正达到国际上的标准,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其中有立法的原因,立法当中存在着立法的不彻底主义,所以2012年《刑诉法》我称它是彻底的贯彻了不彻底主义,它在很多制度规定当中,都是往前迈出了一步,这个被称为是方方面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迈出一步又总是迈不到位。

我们一些司法办案人员在2012年《刑诉法》修改之后,实际上他们有一种焦虑感,我们用一个词表达这种焦虑感,就是应对,我们怎么来应对《刑诉法》修改带来的变化呢?可是《刑诉法》实施了之后,他们就释然了,因为过去所想象的会对我们的侦查、对我们的控诉有多大的压力,会产生多大的困难,其实根本就没有存在,根本就没有出现。所以,变得释然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立法过程当中根本就是一种与虎谋皮式的秀发,我们想限缩公权力的权力,可是我们对公权力的要求又忌惮三分。所以,当我们要限制对方权力时,我们是希望对方表示同意,这种与虎谋皮式的秀发自然使我们的立法不能达到真正的彻底。还有,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切香肠式的对公权力的权力逐渐的限缩。所以,这样一种切香肠式的权力限缩也不可能使我们的立法一步到位。所以,见贤思齐是中国的古训,但是它并没有成为现在诉讼当中所期待的那种状况。

我们知道中国这么多年确实司法有很明显的进步,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不良的案件时,我们也会有悲观绝望的心情,我们现在的司法到底是希望的田野,还是绝望的死水?我觉得最贴切的还是人们非常熟悉的狄更斯《双城记》开首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人们拥有一切,也一无所有,人们直奔天堂,也在直下地狱。中国的律师、中国的司法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呢?取决于我们每一个法律人的努力,尤其是我们律师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未来的变革时代,什么是我们律师的理想和贡献?特别是干这一行,你能守得住理想与信念吗?这是我最后要说的话,谢谢各位的耐心倾听。()